“西周”，周臣孚也。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中国邮政界大力宣讲《邮政法》的背景下形成一个说法：“东刘、南吴、北顾、西周”，意思是说中国邮政有4位“名人”：长春刘振东、上海吴越、北京顾联瑜、西安(西邮)周臣孚。但周臣孚自喻为“卖膏药的”，并不认同“西周”的名号。于是开会的时候，他老是借会辟谣，不过竟然越辟越火，后来他想想对西安邮电学院的品牌有利，也就算了。

周臣孚不出名是“不可能的”。自1986年在河南邮电管理局给该省各级领导400余人做“新版《邮政法》报告”开始，直到2002年的16年间，周臣孚外出讲课或做报告的足迹遍及25个省(区、市)40个点。在外讲课时，他在宣贯《邮政法》的同时，往还协助当地邮政解决不少违反《邮政法》的事件。

最有名的一起案例是“9·21”事件。1988年9月21日，一列火车邮车到达沈阳站时，铁路部门说邮车内运的是走私香烟，要求查验。不顾邮政部门大喊“铁路无权查扣”，铁路部门把整个车厢都拉走了。双方就此打起了官司。在周臣等人的支持下，邮政部门从沈阳告到辽宁，一再一直告到了中央，惊动了全国人大常委会。中央说按新颁的《邮政法》的规定办，于是这批邮件在被扣了23天后被送回邮局。邮政部门这下腰杆硬了，不肯接收，因为除了邮包，还有好多书籍和信件，延误这么久，侵犯了用户的通信权，责任应由铁路部门负责，邮局拒收。为此，沈阳街头当年出现了“穿着铁路工服上街投送邮件”的奇观。

至于周臣自喻为“卖膏药的”，恐怕邮政界不会有人认同。已是鲐背之年的老人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邮政，可谓“一入邮政，终生从邮”。

周臣孚从小立志加入邮政，这股志气伴其终生。民国时期，初中毕业的周臣孚加入高中生、大学生等“千人抢饭碗”的队伍，最终从千余人中脱颖而出，1941年当上了永嘉邮政局的一名最基层的邮务佐。邮务佐在外人看来风光无限，在邮局里就是个最低等的差事。每月领工资时，周臣乎最后才能领。他受不了这种刺激，决心继续“向上爬”——考取大学文凭，当邮局高级职员。1942年起，周臣孚一边跟随邮局躲避战乱一边苦学，早起背“四书”，晚上背法律，终于在1946年“进京赶考”后获得一张“高等证书”。凭着这张证书，周臣如愿当上了鳌江邮局局长。

局长周臣孚仍然在追求进步。1949年5月，鳌江和平解放，邮局转为人民邮政。1950年，全国掀起了抗美援朝的热潮，周臣孚成为鳌江抗美援朝分会会长，负责宣传。他利用这个机会为邮局打起了“广告”，以抗美援朝分会名义安排各街区召集群众宣传抗美援朝英雄事迹，听得大家群情激奋。周臣孚趁机问：“咱们应该怎么办？要不要给志愿军写慰问信？”听众齐呼：“要！”这竟使邮局的平信业务量百倍增速。

1956年，被调到浙江省邮电局的周臣突然接到省局调令，通知其到邮电部在西安办的全国唯一的西安邮政学校(1958年改为西安邮电学校)当教师，这简直把他吓蒙了。

因为他听说西安在西北的黄土高原上，那时的大西北缺水不种稻子，只吃面粉和范谷(玉米)，距离浙江4000里(2000千米)，周臣孚甚至怀疑自己是被“发配边疆”了。直到了解到自己是邮电部挑选的人才，周臣孚心中才释然，愉快地接受了任务。

西安邮电学校于1958年“大跃进”戴帽子，升为大学，但仍有中专部，于1965年起计划把中专部分离开来另觅校址设立邮电中专，邮电部钱，原中专部全部师生一千多人停课自建土坯房，周臣因此前往扶风，不上课，做了建筑工人。次年，“文革”开始，土坯平房只盖了半截，学校就乱了。1969年，邮电部下令将西邮彻底“撤销”了。

1981年，西邮筹备复校。原西邮人马尽散，所谓筹备处空无一人。经过史云峰的努力，周臣孚等26位老同志聚集在一起成立了“西邮筹备处”。此时的周臣已经59岁，被选为邮政系负责人之一。

筹建邮政系资料室、返聘已退休老教师、招兵买马、办班创收、以西邮名义招生，周臣孚不舍昼夜。与此同时，周臣孚凭着个人对《邮政法》的独特见解，被邀请加入《邮政法》起草的队伍中。

1985年，西安邮电学院筹备处结束历史使命，西安邮电学院正式挂牌，周臣孚光荣“退休”。1986年，《邮政法》颁布，宣传贯彻这部法律，成为周臣孚后半生奋斗不息的使命。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